菲利普·约翰逊策划了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的“国际风格现代主义建筑展览”，他当时策展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一个明确的定义。约翰逊与马克·威格利（现任哥伦比亚大学GSAPP名誉院长）共同在1988年于同一机构做客座策展人，在这次展览中则使用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比起收集由严格统一的设计原则下创造出的现代建筑作品，他收集了有着相似（但不相同）设计手法且有相似设计衍生结果的建筑设计师们的作品。彼得·艾森曼、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丹尼尔·里伯斯金、伯纳·屈米以及蓝天组选择参展，他们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末至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们。[1,2]
“解构主义”一词可以被分为两部分解析。第一部分“解构（deconstruction）”，原先是1960年代创造的一种哲学和文学分析形式，它质疑且瓦解了传统的思考。这种别具一格的批判性思维质疑了客观性，并鼓励人们不仅仅仅思考文本本身所说的内容，也需要思考文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3]第二部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它是一个始于沙皇俄国晚期的艺术和建筑运动，一度遭到苏联社会的抗拒，最后在欧洲及北美地区被接受并普及。它的创造者崇拜着新型技术，这也促使着他们在设计结构时使用塑料、钢材以及玻璃等材料，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局限于纯粹的功能主义。这种明显的并置也许在他们首选的称谓“艺术工程师”中有更好的诠释。[4]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形式，它比之前出现的或者与之同时出现的风格更难定义。解构主义虽然与后现代主义同流，但是它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回应和排斥。它有着激进的不规则几何以及动态的形式，并以此抗议从一战结束到1970年代出现的以科学理性主义所定义且主导的建筑事务所。[5]解构主义虽然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有着相似的“叛逆”，但它反对后者更诙谐装饰性的方式，并且以一种与它试图颠覆的现代主义美学相似的讽刺，将自己与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区分开来。它最终呈现的形态则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也是七位参展者在一场有着凝聚性的设计运动情境外所达到的的目的地。[6]
尽管10个项目出自风格迥异的不同建筑师之手，但是他们都彰显了不规则性和不稳定性。艾森曼所展出的项目为法兰克福大学生物中心，这是一个从有序排列的体块单元开始的项目，这些体块单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构成DNA的蛋白质序列，并沿着纤细透明的脊柱进行排列。体块单元的基础形态在设计后期变形，其中一些成为实体空间，剩余的则被设计为穿透地面的空白空间。正负体块狂野变幻地交错着，旧时代的现代主义模板就此被撕裂，形成了每个参展项目中动态多变的不稳定性。
弗兰克·盖里则选择了他的家以及家之家（the Familian Home）两个作品，展示了在转变中的建筑。两个项目都以其好似快要从传统架构中爆发的体块为主要特征，从裂口中冒出的元素和交错的空间则由木制框架、玻璃片或者在他家中使用的链节的斜角平面所构成。在家之家刚建成时，他于圣莫妮卡的家作为一部作品更多像是他对动态空间叙事的一种研究过程，同时他也将一个典型的乡间小屋转变为他对于形与形之间、之中的个人陈述。[8]
香港太平山顶俱乐部则是扎哈·哈迪德的展出作品，这是一个1983年香港山丘上一家俱乐部设计比赛的参赛作品。建筑分为四个长的体块，可以被读作倾斜的香港高楼被编织入他们所锚定在的山地地形中。它的设计由画作帮助建筑师实现复杂几何形态，在电脑建模前经过了几天的草稿绘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哈迪德精心设计的富有传达力的概念绘画和图表，这些同时也表达了扭曲的透视如何艰难地转变为实际建成形态。[9]
由于他曾经作为扎哈•哈迪德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的导师，雷姆•库哈斯的鹿特丹大厦与观景塔不意外地也是基于类似的轴侧概念图所设计的。[10]香港山顶俱乐部着重于水平，鹿特丹大厦则可以被描述为以玻璃为后衬的一列列石板，或是与一列玻璃高塔相连的石板。后者更接近真实的相貌，四个玻璃高塔以不同角度从覆石的脊柱中伸出或缩入。在建筑物的一端，方正的玻璃高塔几乎与它的对应物分离，这也是现代主义建筑的表达，它通过狭窄的天桥与无序的对应物之间似有似无地连接。在另一端，斜角的钢铁高塔则看起来像一个建构主义纪念碑，建构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张力来自于两者之间的解构主义跨度。[11]
冷战的结束以及东西德的统一意味着丹尼尔·里伯斯金的展出项目，也是他城市边缘竞赛的获奖作品只能停留于图纸和模型。[12] 这个项目可以在柏林墙处被看见，表达了建筑师对这座城市被分割和粉碎的行为的评判。形态上，里伯斯金的设计是展览中最简单的一个项目：就好像柏林墙突兀地分割了德国一样，它是一个切入西柏林的突兀的长矩形板。但是，里伯斯金并没有真正地分割邻里，他沿其长度倾斜了楼板，其一端高于地面约十层楼的高度，以此在板下打造了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在这里也可以俯瞰柏林墙。在方正的楼板中有着错综复杂的结构构件，彼此倾斜依靠，并各自履行着平凡的结构责任，它们以建构主义的出彩支撑解构主义的组成。[13]
伯纳·屈米于1982年赢得巴黎拉维莱特公园竞赛，并在赛后指出他并没有与同为决赛选手的雷姆·库哈斯竞争。解构主义本身胜过后现代主义，并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了建筑师里昂·克瑞尔的支持。屈米的设计叠加了三个系统：红色金属方块网格、经典轴网以及几何形体渲染的表面。三个系统的互相作用使得每个系统发生了变形和扭曲，虽然个体仍然可以被辨认，但他们也不可逆转地在与其邻里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张力。公园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从纯建筑形式中偏离的研究。[15]
蓝天组事务所是唯一一个被选中参展的多建筑师事务所，它也展示了最多的项目。就像盖里选择的作品一样，其中两件作品位于事务所的根基之地维也纳，另外一件则是改造作品，而最后一件是新建成的建筑。维也纳传统公寓楼的屋顶改造将其结构外推成为明显混乱堆砌的的横梁，并产生了视觉的张力，它看起来就好像吞没了建筑物的巨型生物的羽翼。公寓楼有着被歪斜的横梁和金属皮剥开的倾倒的矩形空间，它看上去就好像里伯斯金和盖里展出作品的结合。蓝天组事务所的第三个项目是汉堡易北河（the Elbe River）边的高楼，它扭曲并颠覆了人们对摩天大楼的传统期待：它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破碎的，其由不规则角度的韧带固定在一起，并给予人一种高塔已经接近跌倒破碎边缘的印象。[16]
在展览发布的书籍中，约翰逊坦然地承认，解构主义建筑有意的、不规则的甚至无政府的形态“震惊了像他一样的旧现代主义者”。[17] 无论人们对约翰逊所述的“完美的离经叛道”如何反应，都无法否认展览中的七位建筑师和他们的同代人共同定义了接下来几十年建筑实践之路的走向。虽然大多数人已从解构主义中出发，但是它以质疑、分解、重塑作为建筑标准的核心本质仍然影响着许多人。
引用
[1] Hill, John. "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25 Years Later." World-Architects. January 28, 2013. [access].
[2]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 Fact Sheet." News release, New York, New York, 1988. MoMA.
[3] "Deconstructio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June 06, 2016. [access].
[4] “Constructivis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July 28, 2015. [access].
[5] “Deconstruction.”
[6] Culler, Jonathan, ed.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422.
[7] Johnson, Philip R. 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New York,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8. p56.
[8] Johnson, p22.
Architecture's Translation of Deconstruction
Assigned Reading: Mark Wigley, The Translation of Architecture, the Production of Babel, Assemblage No. 8 (Feb. 1989) Architecture's Translation of Deconstruction by Tess Clancy Mark Wigley is a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nd former Dean of Columbia's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rt and Planning. In 1988 Wigley co-curated (with Phillip Johnson) the MoMA exhibition 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